欧债危机无疑是当前中国等新兴经济体面临的最大外部风险，近期欧债危机变数再现，意大利、西班牙被降级，希腊的新一批急需援助贷款也悬而未决。对此，9日出席中国社科院上海论坛的多位社科院资深专家认为，欧债危机更像是一种“慢性病”，其对世界经济的拖累可能持续数年时间，但过度悲观亦不可取。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在演讲中指出，受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再次进入衰退的风险加大，欧美社会动荡加剧。他预计，受欧美债务危机拖累，未来一年发达国家陷入衰退的风险有所上升。未来3年，发达经济体可能长期经历低增长，也就是一些人所谓的“增长型衰退”。
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周弘则从成因对欧债危机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内部政策原因、欧盟的结构性问题以及市场投机因素共同触发和加重了危机。
就内部政策而言，周弘认为，作为欧盟金融自由一体化的结果之一，大量资金从核心经济体流向所谓的外围国家，而较低的利率则刺激了外围国家的经济和消费，导致经济出现过热。但很多欧元区外围国家没有像德国等大国那样抓住时机进行结构性调整、提升经济竞争力，从而导致在金融危机发生后、宽松的外部融资环境逆转之时，这些经济体自身的经济风险集中爆发。
就欧盟内部的结构来看，周弘表示，欧元区长期存在货币与财政分离、决策缓慢等结构性问题；欧洲总体的社会保障开支长期僵硬化，而欧盟制定的发展战略也因为民主程序而无法推动；许多欧元区成员国并未严格遵守区内的财政纪律，甚至出现造假；因为牵涉到多重利益，每每遇到关键的决策点，欧元区各国总是争吵不停。此外，欧洲银行业不稳定，政府不得不频频援助，也是债务危机的诱因之一。
除了基本面原因，市场投机活动也间接加剧了危机。投机势力通过信用违约掉期（CDS）、裸卖空等衍生工具和金融手段攻击欧元区，而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时不时在大笔债务到期前调低欧元区国家的信用评级，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投机者所利用。
周弘指出，欧债危机暴露出一些重大问题，首先是资本的流动日益不受国界约束，不断涌向那些能够最小化成本的地区；另外，美欧发达经济体依靠金融资本的增长方式带来了虚假繁荣，但在危机爆发后，这种增长方式迅速破灭，至今没有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
展望下一步，专家普遍认为，解决欧元区危机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将是一个长期痛苦的过程。不过，过于悲观也不可取，欧债问题有望最终得到某种形式的解决。
周弘指出，欧元区无法像美国那样实施量化宽松，这束缚了欧洲央行救市的手脚；另外，从政治、民情、市场投机等角度来看，欧债的构成和危机解决机制都更加复杂。未来，欧洲可能出现两种前途，一是从单个国家而言，加大对欧元区重债国推进财政紧缩的压力，要求后者即便是冒着经济衰退的风险也要继续推行改革；二是在欧洲的层面，加快一体化进程，包括强化财政纪律、发行欧元区共同债券等。
张宇燕认为，主权债危机就像是一种“慢性病”，但当前发达国家正在经历的债务危机并不比以往的类似危机更危险。
专家指出，从积极的角度看，欧债的危机中也蕴藏着机会。张宇燕认为，就本质上说，即便不爆发危机，由于体制上的缺陷，缺少财政一体化的欧洲迟早也会因为个别成员国的机会主义行为而陷入危机。由此看来，欧债危机也可以说是一场期待中的危机，由此可以推动欧洲财政一体化的进程，哪怕是部分的一体化。
张宇燕认为，对于一些具有“系统重要性”的经济体，当前的危机可能孕育着新的机会，比如德国，比如中国。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指出，当前的债务危机也可能成为世界经济新的转折点，以往发达经济体主导、新兴经济体充当配角的世界经济和金融格局可能发生根本性转变。对中国而言，我们面临的转型挑战并不比发达国家小，必须好好把握当前的战略调整期。
本网视点：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欧洲银行业就因为持有大量华尔街“有毒资产”遭受巨额损失，至今未恢复元气。为稳住市场信心，防止金融体系崩溃，一些欧洲国家采取了“掩耳盗铃”的策略：一方面对银行所遭受的损失遮遮掩掩，不肯披露详细数字；另一方面搞了两次银行业压力测试，并让多数银行都通过了测试。但在债务危机的沉重压力下，欧洲似乎已经无力继续掩盖银行业的黑洞。
政府介入也未必能解决问题，由于政府债务缠身，对银行的救助能力也受到质疑，况且欧洲存在问题的银行还很多，如果出现银行倒闭浪潮，政府也无力救助。当前欧洲银行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主权债务问题引发，要稳定银行业局面，首先必须缓解债务危机。而债务危机爆发近两年来，欧洲一直是反应迟缓、应对乏力，随之出台的各种措施，要么治标不治本、要么远水不解近渴，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危机愈演愈烈。如今系统性金融风险迫在眉睫，如果欧洲再拿不出有力方案，恐将付出沉重代价。欧元区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欧元是第二大国际货币，如爆发金融危机，不论在金融方面还是实体经济方面，都会对全球产生重大影响，欧债危机走势将牵动世界的神经，也是即将举行的G20戛纳峰会的焦点。
